广州市委副书记方旋以“裸官”的原因辞职，提前五个月退休。这一消息19日传出，这被一些人评估为中国“裸官”受到公开“处理”的第一例。
“裸官”问题早就在舆论场上广受关注，也被中国国家治理的单子瞄上。据报道，今年出台的几项重要党内文件针对“裸官”做出严格规定，方旋被要求提前退休，看来与此相关。
作为因裸而退的“第一例”，方旋提前退休的吏治意义大于事件本身。它表明治理“裸官”不再是说说而已，国家动真格了。它创造了一个开始。
“裸官”不能担任重要公职，对这一道理中国社会已经达成共识，但推动落实相关规定，仍不像是件容易的事。
首先何为“裸官”，文件的规定虽然在陈述上很清楚，但它很难涵盖现实情况的复杂和多样性。一些人主张“缩小打击面”，舆论场的定义则是“扩大化”的，甚至连子女在国外留学的情况，也认为是“裸官”的一种。这种实际认识的混乱对于找出真正的“裸官”会造成扰乱。
有效监督官员亲属的定居情况在当下社会也未必能轻松做到。一些官员隐瞒了真实情况，或者该提拔时临时把家属从国外接回。当他们在任时，操作变通对自己情况的定性并非很难。
由于公众处理“裸官”的呼声很高，官方的实际措施很可能让舆论感到“不过瘾”，就像这一次，方旋提前退休创造了重要先例，但大量舆论认为“太轻”，呼吁“查他”，舆论几乎是把“裸官”同贪官画等号的。
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坚定治理“裸官”现象的决心，并且把这样做紧扣吏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实际需求。追求通过做这件事直接收获舆论的满意是很不现实的。
定义“裸官”有一定困难，但实践中对它的掌握宜紧不宜松，对位置越高的官员越应这样。这有助于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建立对“裸官”现象的正确认识，当官、特别是当大官是要承受更多约束的，他们的亲属也会损失一定的选择自由，这应成为公务员队伍的常识。而迄今的实际情况是，很多人以为当官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应当是“特权”。
“裸官”现象在很多国家受到警惕，中国作为崛起大国，对此更不能掉以轻心。中国需要保持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度，而成为“裸官”与去忠诚度往往互为诱因，因此中国只会对治理“裸官”越来越严。谁也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的“一阵风”。
“裸官”同贪官不是必然的等号关系，但“裸官”有贪腐行为的概率更高些，这恐怕是很多人的严肃看法。纪检机构应当对“裸官”们多看上几眼，这也大概是很有必要的。
当然，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潮中，官员子女、亲属出国留学、谋职的权利总体上不应被剥夺，这同治理“裸官”现象不该对立起来，二者应如何界定需要通过很多具体案例来厘清，在这当中我们首先要有促成这种合理界定的愿望。认为是官员，子女就不该出国，这种主张是民粹主义的，不应予以倡导。
总之方旋的事情只是一个开端，治理“裸官”任重道远。我们既要清除“裸官”现象，也要通过这件事促进社会对复杂事物的辨识力，从而赢得更好的秩序和更高的社会共识。▲
